【編者按】今年“七一”，作者隨安徽長九公司黨支部赴上海、嘉興、常熟參加黨建活動。歸程后記下三天所見所思。雨貫始終，既是天氣，也是心緒。文中沒有標語口號，只有石庫門的磚墻、紅船的木紋、倉庫的彈孔、蘆葦蕩的水聲——以及一名二十一年黨齡的老黨員在歷史現場，與自己二十一年前舉起的右手的再次對望。

雨是出發前那會兒開始下的，來得急、下得猛。等車子駛上G50高速，雨勢慢慢緩下來，成了江南七月慣有的那種細密綿長。路牌在雨幕里影影綽綽，車廂里同志們大多閉著眼，有人輕輕打著鼾，雨聲沙沙地裹著車身，倒顯得格外安靜。我靠著椅背，看雨水順著玻璃斜斜地滑下去，又立刻被新的雨痕覆蓋，恍惚覺得這二十一年，竟也如這窗上的水流一般，快得來不及細看，卻從未真正干透過。

中共一大會址那幢石庫門房子，比圖片上的印象要矮一些，門臉也窄。磚墻濕漉漉的，顏色便格外深，像是剛剛從百年前的梅雨季里走出來。我站在那間十八平方米的客廳圍擋之外，避開人流想多駐足一會兒。屋里陳設極簡，一張長桌，桌上擺著十幾只茶盞。網上說這些都是按原樣仿制的，但我總覺得懸在桌子上方的那盞燈，興許就是一百零五年前的那一盞。那年夏天，空氣潮濕，十三個人擠在這間屋子里，連咳嗽都得壓著嗓子。他們中有幾個，后來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，再沒能看見天安門廣場上升起的那面紅旗。

在紀念館的宣誓廳，我們重溫了入黨誓詞。八十個字，念過無數遍了，可那一天每一個字都像從胸腔里重新長出來。聲音在廳堂里低低地回響，我忽然想起二十一年前第一次舉起右手的樣子——那面舊黨旗有些褪色，老書記站在我前頭，他的聲音比誰都響。如今與老書記已分開好些年，但當年他跟我講的道理，已經長進骨頭里。站在我身旁的年輕同志們聲音清朗，比當年的我更多了幾分篤定。

四行倉庫的墻比照片上更叫人心里發緊。彈孔密密麻麻地嵌在墻面里，大的能伸進拳頭，小的像被鐵鎬狠狠鑿過。雨一直沒停，天陰沉沉的，彈孔看著愈發深幽，透過那些斑駁的洞眼，仿佛能望見八十九年前的火光。“八百壯士”的故事早已聽過多少回，可真站在那面墻跟前，槍眼近在咫尺，胸口還是翻涌得厲害。紀念館里讀到謝晉元團長和士兵們的家書，紙頁泛黃，字字句句都是對家里人的掛念，一句“為國難舍小家”，把軍人的兩難全擱進去了。他們原本也是有牽有掛的普通人，到了那個節骨眼上，卻一個個拿命去守那一方陣地。

嘉興南湖的水比想象的要渾一些，大約是連著下雨的緣故。上島看紅船，要坐一艘叫“南湖水上課堂”的畫舫擺渡過去。紅船泊在湖心島岸邊，朱紅的船身讓雨水洗得發亮。我落在隊伍后頭，在岸邊來來回回走了好幾趟，想等人散一散，讓自個兒靜下來“連接”那個瞬間——最初的黨中央，就是從這么一條小船出發，把一個五千年古國拖出了沉沉暗夜。

湖心島上，煙雨樓靜靜立在那里。這座因杜牧詩句得名的樓，從五代時算起，到明嘉靖年間隨著湖心島浮出水面，已看了一千多年的風雨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、八次登樓，留下二十多首詩，還讓人把煙雨樓的樣子摹到承德避暑山莊去。金庸的《射雕英雄傳》里頭，丘處機和江南七怪約在煙雨樓比武，江湖上的那點俠氣也在這里盤旋過。千年的文脈一層層疊下來，直到一百零五年前那個夏天——十三個年輕人從石庫門轉到這艘紅船上，煙雨樓就在旁邊靜靜看著，看那葉小舟從岸邊蕩開，搖進湖心，劃開了一個嶄新中國的黎明。

離開紅船的時候，碰見一個女孩，手里拿著紅船文創，拽著她媽媽翻來覆去地拍照，換了好幾個姿勢才肯走。她不一定是個黨員，但黨在她心里，想必是既神圣又親切的。

沙家浜村口，春來茶館的招牌很顯眼。到的時候，正趕上京劇《沙家浜》的第二場，周一觀眾不多，但臺上“刁德一”“阿慶嫂”唱得字正腔圓，一點都不含糊。更抓人的是那場《蘆蕩烽火》實景劇，蘆葦蕩就是幕布，水聲槍聲炸響聲混在一處，把人直往那個年頭拽。戲是照著真事演的——新四軍傷員困在蘆葦蕩里，阿慶嫂和當地百姓以茶館作掩護，跟日偽軍周旋，把傷員一批批送出去。汽艇在湖面上穿梭，火光猛地躥起來，蘆葦叢里忽然殺出人來，看得人心里一陣陣發燙：戰士往前沖，百姓拿命護，普通人和革命者站到一起，撐起了那個年代的希望。

辦公室窗外，天色轉暗。翻翻手機里的照片，三天走過的那些地方又一一浮出來——一大會址紀念館門楣上鄧小平同志題寫的館名，四行倉庫墻上那一片彈孔，紅船給雨水洗過的船身，煙雨樓前乾隆留下的碑刻，還有《蘆蕩烽火》里阿慶嫂跟人周旋的樣子。這場七月的雨從上海下到嘉興，從常熟一路追回池州，像有什么話非說完不可。

我想，那話其實也簡單。二十一年前舉拳頭時許下的東西，今天還在不在呢？當年在石庫門里壓著嗓子開會的年輕人，在四行倉庫選了留下的兵，從紅船上了岸就沒再回頭的先輩，他們拿一輩子答了這道題。輪到我們了。

雨聲像是在耳朵里還沒散，不緊不慢，像翻書，也像叩門。合上電腦，窗外的遠山初顯暮色。七月的雨總會停，可有些東西，打一百零五年前那個夏天起，就再沒干過。